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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年前，许多中国人对于西方历史，特别是其中一些名人的事迹，抱有极高的信任。最初，这种信任几乎是盲目的，伴随着一种自我贬低的情绪。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，他们常常引用西方的名人言论和事迹，仿佛不这样做，文章就显得缺乏分量，甚至不够高端。许多名人的事迹被频繁提及，逐渐成了不可质疑的“真理”。这股潮流甚至渗透到了中小学的教材，进入了各种正式出版的书籍中。这些西方名人事迹在经过时间的积淀和不断的加持后，显得愈发坚不可摧，似乎永远也不会被动摇。
然而，事实上，并非所有历史的真相都无可争议。尽管某些谎言可能很难被揭穿，但有些显而易见的虚构，经过现代研究，已被逐渐戳破。许多西方名人的事迹，跟着时间的推移，被逐步揭露为不真实。以下是几个例子，说明一些广为流传的西方名人事迹实际上并不那么可信。
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地球是圆形的论证中，最著名的一个证据就是通过观察海船桅杆的变化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当船只驶向远方时，船体先消失于地平线之下，紧接着是桅杆；而当船从远方驶来时，桅杆会先露出海面，最后才是船体。这个论据看似合理，但问题就在于，亚里士多德当时的视力究竟能否达到观察到如此远的距离呢？现代的科学实验表明，人在35公里远的地方，除非配备高倍望远镜，否则肉眼根本没办法看清100米高的船只桅杆。而且，由于地球的巨大曲率，肉眼最多只能看到0.315度的弯曲，远远达不到证明地球是圆的程度。上海电视台也曾做过类似实验，结果显示，即使用望远镜，也特别难看到桅杆变化。
其实，早在元代，赵友钦就在《革象新书》中便已经揭示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。他提到：“地体虽浑圆，百里数十里不见其圆，人目直注，不能环曲。”意思是说，由于视力有限，我们没办法看见地球的圆形，即便在宽广的洞庭湖面，太阳和月亮也不可能会受到遮挡，远处的山峦依然显得在曲线下，丝毫没有阻碍。因此，亚里士多德的推论，显然并只有少数的科学依据。
另外，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论据是通过观察北极星的高度变化：他认为，越往北走，北极星的位置会越高，而往南走则越低。然而，这个论据也有问题。实际上，古代的天文观测技术非常有限，唐代的僧人和元代的郭守敬等天文学家，才有能力较为准确地观测到北极星的高度变化，因此亚里士多德不太可能了解这一现象的准确性。
阿基米德是古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，尤其以他的“镜子烧船”传说广为人知。传说当罗马军队入侵锡拉库萨时，阿基米德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防御武器：士兵们手持镜子，利用反射的阳光集中到敌船上，最终将敌船点燃。这个理论从物理角度上讲是可行的，但在真实的操作中几乎不可能实现。首先，镜子的制作技术和质量在当时非常粗糙，无法制造出足够光滑的镜面。其次，即使使用多个镜子，如何协调几百个镜子确保它们的光束聚焦到同一个点，依然是个大问题。再者，罗马船只并非静止不动，船帆随风飘动，如何保证光束总是集中在船帆上呢？
2004年，美国“流言终结者”节目进行了一项实验证明，即便使用现代玻璃镜，也无法点燃船帆。而在古代，由于镜子的材质和工艺限制，更不用提使用铜镜的阿基米德能成功“烧船”了。因此，这一故事显然是虚构的。而阿基米德曾说过“给我一个支点，我能撬动地球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对这一说法存疑呢？
关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，几乎每一个学生都听过。传说有一天，牛顿坐在苹果树下，一个苹果砸中了他的头，这让他思考万有引力的概念。事实上，这一个故事并没有历史依据。英国皇家学会在2010年发布的牛顿回忆录中提到，牛顿并没有说自己被苹果砸中，而是提出过苹果为何从树上掉落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牛顿对万有引力的研究，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分析火炮弹道的偏差来推动的，而不是偶然被一个苹果砸中所启发的。
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彼得·弗兰科潘在《全新世界史》中指出，牛顿和伽利略等科学家最重要的贡献，其实就是改善了火炮的精度，而非“万有引力定律”。因此，牛顿的“苹果”故事，更像是后人附上的浪漫化传奇。
除了上述三个例子，西方历史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虚构故事，比如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实验的故事，爱迪生7岁时用镜子聚光救母的故事等。被证伪的事迹已经不少，那些尚未揭露的，是否还隐藏着更多的虚构呢？
以亚里士多德的“桅杆证地圆”论为例，如果这项论证已被证明是错误的，那么他关于地球是圆的说法，是否也应该被重新审视？而对于西方历史中无法考证的文献，尤其是古希腊的史料，其可信度又该如何衡量呢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我们该更为谨慎地看待西方历史的叙事，不能盲目地相信每一个被捧上神坛的故事。
西方许多虚构的名人事迹被引入中国的教科书，可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，但从培育学生的诚实品格和正确看世界的角度来看，过多的虚构故事反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。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“桅杆证地圆”等故事，不仅不符合事实，还在无形中抬高了西方，贬低了中国。因此，面对这些故事，我们更应保持怀疑的态度，并努力去澄清事实真相。
